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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10年,中國經濟經歷的四大變革

我從事中國經濟研究已經超過20年,起于歐洲,輾轉于芬蘭央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后回到中國香港地區任國際投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一直專注觀察變革中的中國經濟。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突飛猛進,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這十年,中國經濟彎道超車,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看到新經濟、新業態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巨變,我深受鼓舞。同時,伴隨著幾輪穩增長措施的助力,傳統的以債務擴張推動的高投資難以為繼,金融與實體經濟高杠桿推升了金融風險,房地產泡沫積聚加劇了家庭與金融機構的脆弱性等也使我有一絲擔憂,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所面臨的挑戰也在增加。

回頭來看,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這十年,中國經濟運行與研究工作都有太多需要總結和反思的內容,我把這些總結和反思匯集成這本書,希望通過這一機會可以系統性地就中國近年來發展與改革中的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經過與編輯的反復探討,我們最后把書名定為《變革:新時期中國經濟的機遇與挑戰》,在我看來,沒有一詞可以比變革更適合描述近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

 

變革之一:中國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

在金融危機這十年中,中國危中有機,把握住了難得的彎道超車的機會。十年后的今天,我們看到,中國在全球的競爭力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大大增強,國際話語權也有明顯提升。主要體現在,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從危機前2006年的不足20%,上升到2017的近30%;中國出口競爭力增強,出口份額占比從十年前的第三躍升為遙遙領先的第一;消費市場增長迅速,中國零售市場規模從十年前占美國市場份額的四分之一,到2016年已接近美國市場份額,2018年預計中國很有可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零售市場。

與此同時,經濟上競爭力的增強也使得近年來中國在金融與全球治理方面的話語權大幅提升。中國匯率制度改革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在加大,其外溢性亦已被納入美國貨幣政策走勢的考量;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倡議的提出,G20會議、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的舉行,以及在美國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仍然堅持全球化戰略等事件,均顯示危機十年后,中國在全球治理方面正在發揮越來越強的領導力。

 

變革之二:中國應對危機的水平增強

十年來看空中國的聲音此起彼伏,但中國并未出現如教科書中所描述的危機。在我看來這反映的是中國應對危機水平能力增強。例如,應對2014年至2016年美元升值造成的人民幣大幅貶值與資本外流這一情況,中國并未采取一次性貶值策略,反而采取了穩定匯率的措施,抵住了外界的質疑,最終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迎來了人民幣匯率企穩,資金外流態勢也得到了改善,維護了金融穩定,是非常成功的。

在貨幣政策操作方面,中國也有很多創新之處。與大多數國家貨幣政策單一目標制不同,中國貨幣政策有以下幾大舉措: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并未墨守不可能三角理論(編者注:不可能三角理論即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不可能兼得),而是選擇了資本項目有限開放、匯率有管理浮動和貨幣政策一定程度上自主獨立的中間狀態;創新貨幣政策框架轉型,通過多種流動性工具,支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并引導中國貨幣政策框架逐步向價格型調控轉型;協調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和資本項目可兌換,而非在上述改革推進上有明確的先后順序等等。上述創新舉措對于防風險、促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

 

變革之三:中國經濟新動能積極顯現

2017年,中國經濟企穩回升,GDP增速終止了7年的下跌趨勢,反彈至6.9%,三駕馬車同時發力,凈出口對GDP拉動為0.6%,一改過去兩年的負貢獻,且創十年來的新高。與此同時,新經濟發展超出預期,移動支付、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等帶動產業革命與產品創新。例如,中國移動支付應用領先于全球水平,當前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的滲透率已高達九成,極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并提高了經濟運行效率;人工智能發展迅速,中國機器人產業規模保持年均20%的高速增長,中國工業機器人產量占全球產量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互聯網消費快速增長,2017年全國網上零售同比增長32.2%,遠高于同期社會傳統零售10%左右的增長率。可以說,新經濟正在改變傳統的商業模式與業態,成為新時期中國經濟的重要推動力。

 

變革之四:改革進入深水區

鑒于中國經濟取得的積極進展,中國正面臨新的發展方向與目標。十九大報告提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當前中國面臨的突出問題,政策重點應由強調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這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2017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明確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未來的重點將放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在此框架下,筆者認為,未來經濟政策方面可能會更加注重收入分配問題、環境問題以及房地產問題的解決。與此同時,供給側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金融改革仍將保持較快的推進步伐,預計未來實體與金融領域去杠桿、國有企業打破剛性兌付、規范互聯網金融、加強地方債務屬地問責、金融反腐等措施可能將協同推進;中國房地產或迎來新時代,特別是房地產稅的加快落地以及地方與中央財權與事權的理順,將從根本上擺脫土地財政的頑疾。中國政府宣布擴大金融業開放,大幅度放寬外資進入金融業的投資比例限制,顯示了領導層對待改革開放的鮮明態度。

基于此,我認為,中國正在迎來大變革時代,存在諸多機遇。當然,挑戰與之并存,不難發現,盡管近年來,中國政府在去產能、去庫存等方面進展迅速,但去杠桿成效甚微。傳統以債務擴張刺激高速投資的舊模式,雖然短期內穩住了經濟增長,但金融風險會越來越大,難以為繼;地方政府債務、金融與實體經濟高杠桿以及房地產泡沫的隱憂是影響中國經濟的灰犀牛,有必要在當前經濟轉好的背景下加速處理。可喜的是,決策層對待去杠桿與強監管的態度是堅定的,正在積極推進,是防范經濟風險,以短期內犧牲部分增長速度換取更高質量發展的有益嘗試。

第一財經

注:作者系京東金融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本文摘自《變革:新時期中國經濟的機遇與挑戰》一書序言,標題為編者所加,該書獲評2018“第一財經·摩根大通年度金融書籍”年度中文書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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